杜维明：全球视野下的精神人文主义 | 《中国文化研究》创刊30周年特稿

中国文化研究

创刊30周年

纪念特稿

2023年·秋之卷

全球视野下的精神人文主义

文 | ［美］杜维明

提要：

基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实现人类持续繁荣与昌盛的渠道，或将有助于各种思想、宗教、文化传统发展出真正的公共意识，以解决整个世界人类所碰到的困境，而这也有助于世界各国关系的改善。而中国传统思想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心性之学，以“仁”为核心的“性善论”等观念，实则是强调发挥个人的主体性，如此能够推动我们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的和谐共处。这一精神人文主义在实践中应把握四种关系，分别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关系、将心比心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性与天道的相辅相成。

关键词：

精神人文主义   儒家   孟子   全球   现代

本文根据杜维明先生在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及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一、问题的提出

我提出的是扎根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那么，精神人文主义是否能在当前中国乃至全球涌现？儒家传统作为一个源远流长、且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对于当下人类遭遇的困境，究竟有无可应对的方案？我研究儒家文化始于孟子心性之学，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学发展出精神人文主义，使之能与目前人类棘手的伦理学危难相关联？这是个集体课题。在此，想与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我并不很乐观的思考并以此抛砖引玉。

我认为，精神人文主义是一个正在涌现的全球性论域。表面上看，这一思想并不涉及多极化世界下中国崛起并正在成为重要一极的问题，就更宽广的视野而言，这个问题其实关联着人类如何能够找到一条通向永久和平的道路，如何通过文明对话达成文化谅解并建立对话的文明，如何与地球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关系等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一种新的思想的出现。在我看来，这就是基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

二、精神人文主义与启蒙反思

关于精神人文主义这个论域，它首先是产生于对启蒙问题的反思。在人类过去的几百年中，启蒙运动及其构想的人类整体计划，在历史上起着极大的作用。资本主义诞生于它，而社会主义则是对它的一种突破。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实践中，财富和权力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对象，而启蒙之前人们所珍重的东西则不再被重视。由此，世俗性的人文主义事实上成为了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亟需在启蒙运动之后，对它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进行反思。这些不良后果包括带有侵略性的人文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占有性的个人主义。

针对世俗性的人文主义而提出的精神性的人文主义，则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对天敬畏、对地球尊重和爱护，进而建立一种互相信赖的社群（fiduciary community），并以天下太平为文明对话的目的。所以它特别强调和解与和谐的重要性。儒家思想认为，“和”的对立面是“同”，而“和”的前提条件是“异”，这种认识和近五十多年来西方的女性主义、环保主义、多元文化论、宗教多元论等所提倡的观念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出现，是我们设想一个真正意义上永久和平的世界能否出现的先决条件。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具有各种文化，中国的、印度的、希伯来的、希腊的等，它们都提出了与现代的哲学、宗教、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理念。而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全球生态环保失衡、世界社会秩序重组的时代，世界上所有的精神文明都需要经过一个重要的转型，以促成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是信奉不同哲学理念、信仰不同宗教、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但是每个人其实都面对着当前世界的共同现状，也就是我们整体人类所遇到的存活的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有一种特殊性的背景外，还要有一种站在全人类高度的思考。

所以，真正能够指引我们在21世纪生存并持续繁荣的思想，应该可以拓展我们从启蒙运动发展以后被狭隘化的心态，而获得一种更加深沉厚重的道德积蓄。其中最低的要求是，我们要能超越我们这个时代各种狭隘的特殊主义，世俗的人文主义就是其中一种，而在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国族主义、民粹主义更是其中的典型。

近代以来，文化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整体迁变，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文明体，通过努力去重新发现、重新修复、重新建构自己，而更新了自己。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不仅不是过去，不仅不是历史，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传统。我们大家其实也都正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中，我们与历史正在对话中相遇，这是令人鼓舞、令人兴奋的。而这样一种更新的过程，使得中国人发现了能与世界分享的一种丰富的意义资源、宝藏，它在中国还活生生地存在着。

总之，现代中国除了给世界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新道路外，还应当在文化角度对世界有所贡献。而这个贡献所带来的成果应当并不是中国强迫全世界的人接受的，而是它更具有包容性、涵盖性，它是一条真正宽广的路，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行走在上面。

我所提倡的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实现人类持续繁荣与昌盛的渠道，它或将有助于各种思想、宗教、文化传统发展出真正的公共意识，以解决整个世界人类所碰到的困境，而这也将有助于世界各国关系的改善。因为这种人文主义，要求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融通、互信、了解，这是对他者的一种尊重，也是最基本的人文精神。

三、精神人文主义与儒家核心价值

我们作为中国人，要想探索这样一种思想，能脱离传统么？当然不能。一种在中国兴起的人文主义，天然地和中国的儒家、道家有关系，否则它将缺乏深沉、深厚的思想根基。而且，只有具有这种深沉、深厚的根基，它才能带给人们以当今这个时代所最缺乏的敬畏感。我们常说，年轻一代迫切需要有一种敬畏感的培养，即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超越财富与权力的整体人类世界的敬畏，但如果这种敬畏感没有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则它是很难产生真正作用的。

具体到孟子所代表的心性之学的传统，在不同时代中具有不同的特殊价值，都是一种对人的重新认识。强调孟子是一个“性善论”者，其实他说的是做人的道理。人在整个人类生物转化中的出现存在何种意义与何种价值？我们如何去认识这种意义和价值？个人是否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发展这种资源，还是必须受外在影响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作为一个人，我是否能通过自觉与反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之所以能够发挥更大价值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社会环境还是其它原因？

孟子“性善”的观念是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恻隐之情，即内心对外部环境的健康反映，发挥自己做人的基本价值。这让我想起公元前800—前200年的轴心时代，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犹太文明与中国文明四大文明同时出现。当时只有中国文明未曾出现在被学术界中称作“超越”的突破，即人的最终极的价值关怀必须超越到现实世界之外，在上帝或在另一个理想世界里。

孔子选择的人生意义在凡俗世界中俯拾皆是。由于这种外在超越的“缺失”，因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过于关注现实，没有更高的意识与价值，没有到达“超越”这一层面。但孟子认为，一个人有很多向度，应当同时开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向度就是个人的主体性，它和人的四端密切相关。因此，儒家传统是面对当时的存在对人类进行的反思，与亘古时代相比，是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人类开始探索抽象且永恒的大问题。

“四端”是儒家称人应有的四种德行，包括仁、义、礼、智。其中，仁的这一端发自人的恻隐之情，包含着同情的意思，这种恻隐之情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能够充分发展人性最重要的资源。情的感受虽是个人且每人有所不同，但孟子认为情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能够将情推己及人，就逐渐可以将个人、家庭、邻里、社会甚至国家、天下都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向外推的精神世界。这种推己及人的情，发展到陆象山、王阳明时期，他们提出必须要优先树立我们作为人的大体，即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人就要做一个能够体现人性光辉的人，做一个像样的人。陆象山曾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明）黄宗羲：《宋元学案六》，《黄宗羲全集》第8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17页。做人，就应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立志是立自己的大志，可以推到家庭、他人即为大志。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

对于“四端”之一的“仁”，目前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已做出较大贡献。在马王堆出土的资料中，“仁”字是上“身”下“心”，身心为仁，这与一般意义上说的“仁”字有所不同，具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人的价值既是内在的、自我的，也是涵摄在关系网络中的。

通过对孟子的了解，我认为仁爱的“仁”是指个人的主体性，这类似于康德说的“自由意志”。每个人都要有自由意志，没有理性就不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道德人。而儒家仁爱的仁里包含的情，是为他人而生，生发到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体与其他所有人进行对话，而这种相互对话所形成的社群以仁爱为主。仁爱不仅仅是爱人，而且还要爱物、爱己，三者不能分离。这就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

由于儒家传统中存在一种强烈的自由度，即我要发挥我的仁，是我自己的选择。因此，“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就是孔子主动自觉的选择。这一观念发展到陆象山就是“心即理”，到王阳明是“致良知”，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每个人内在都有仁心，所以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科学无法反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对外在世界有着无限反映的可能，它开放、多元、包容，从最遥远的星系到眼前的草木瓦石，对我们的心量来说，都可以到达。

那么，如何到达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世界呢？这是一个人成为独立自觉的人必须要走的路。首先，仁一定是在人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的。王阳明说，每一天都相当于春夏秋冬的过度，都是新的一天，都有一种新的意念， 这就是生生不息。其次，仁者，觉也。仁也是一种觉悟，他的力量与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一体，所以他有公心。第三，仁能通达，一定要往外通。人的主体性的本体意义在于，能与天打通，因为以天地为性，因此心灵从天而来。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

第四，仁的包容性。仁可以与其他德性相通，例如礼、义、勇、智、孝等所有价值都与仁以及佛家说的慈悲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思路，但要证明它、发展它，使之成为制度、成为行为习惯，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了不起的大事。仁在中国的不同时代乃至不同文化中都能显现这种价值的光辉。

从仁的价值往前看，如何面对现在人类遭遇的存活困境，严格来说，就是人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的问题。自然世界有其内在的价值而非仅仅具有外在价值。从科学发展中，我们了解到，人曾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的累赘，而现在却成为演化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影响了包括化学、生物各过程在内的整个演化过程。由于人的投入不断繁衍，促使演化过程向后拓宽，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在地球能否生存，能否发展，仅是人从私利角度在考虑问题，按照中国“天生人成”的观念，人就应该思考如何与地球相辅相成地存在。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仁”与“礼”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界很重要的一个话域， 假设突出“仁”，那么，西方哲学界特别重视的“礼”就会受到限制。“礼”就是发展制度，进而推进制度形成的一种文明意识，具有许多丰富的内涵。只强调“仁”而忽略“礼”必然走不远。反之亦然。

非洲有句话，“我的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这和儒家思想之“仁与礼的创造性的张力”其实是一致的。做哲学研究就是要有阳明说的“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 方有着落”，黎业明：《王阳明传习录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01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根源意识，就会成为抽象的包容主义。在儒家思想上“接着讲”的“精神人文主义”就是以仁为“头脑”，但又开放包容，涵摄天地群己，注重交流对话。

四、精神人文主义与文明对话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多元现代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也有中国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印度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乃至非洲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因此，我们需要向其他各个文明进行学习、了解，其目的并不是说要放弃我们的根源性、地方性、特殊性，而是要把我们的根源性、特殊性扩大，扩大到可以包容整体人类。因为只有能够包容，才可能逐渐成为人类都认同的一种真正意义下的人文精神。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对于价值的理解和西方并不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正义的价值和自由一样重要；同情比理性更必要；人的责任，特别是一个人对家庭、社会、人类的责任，比权利更重要；礼治比法治更基础；社会的和谐比个体的发展更优先。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传统中国的这些价值认可仍是有其现代意义的，另外一方面也要了解，自由、理性、权利、法治等也是核心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可以容纳尽可能多层重要价值的人文主义，我们应注重关系、注重和谐、注重人对社会的责任，而同时也注重自由、注重法治、注重权利。也就是说，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要走的是一条能够充分容纳当前有关人的重要价值的道路。立基于此，我们既可以与其他文明进行真正的对话，也可以批评各类负面的、特殊性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跳出一种狭隘的、武断的、过分简化的方式，来建设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义。印度思想家南迪阿希什·南迪（Ashish Nandy，1937—），印度政治心理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批评家，曾担任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SDS）高级研究员和主任。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南迪对欧洲殖民主义、现代性、世俗主义、印度教、科学、技术、核主义、世界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进行了理论批判。曾说，如果印度的民族主义不包括甘地和泰戈尔，那绝非真正的爱国主义。同理，中国的爱国主义必须包括民族的核心价值。

我本人的学习过程是一种真正的文化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其实始于东海大学大四时期。那时，一批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哈佛、芝加哥等精英高校的教授来东海大学，我们跟随其中一位学习英文，越来越多的学术交流随之不断展开。赴美留学，我感到自己与五四时代前往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不同。我并非完全拜师，自认为还带有一些使命——同他们交流儒家学说。出乎我意料的是，美国的信息相当开放，很多学者愿意认真了解我的观点。这使得我能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重新理解、重新肯定、重新发掘儒家心性之学。

在我践履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儒家传统中的很多内容，不仅是关于地球的，而且是关于整个宇宙的。如孟子所讲的“天”、宋明理学所讲的“天理”，它们乃是从宇宙的角度来关怀人类，而这个关怀可以和世界各个文明发展出来的重要的精神主义相互配合，而构成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未来的精神人文主义。也就是说，每个人在自己可以扮演的诸多独特的角色之外，还有一个无法选择的根本——每个人都是人。而我所提倡的精神人文主义，就是试图从这个角度立论的。

五、精神人文主义的实践经验

第一个实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文明对话的共识。

2001年是“世界和平年”和“文明对话年”，联合国邀请18位世界各界思想家讨论用何种价值重建文明的对话。当时德国思想家孔汉思（Hans Küng）提出用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即“己所欲，施于人”作为人类在文明对话中的最基本共识。我在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的同时提出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更适合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础。

“己所欲，施于人”是自己以为最好的理念应该跟他者分享，也希望他者可以接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利他主义，但是我如果过分的执着，我会认为他者理应接受，而如果他者不接受，我不会立即认为自身有问题，而会认为他者对我了解不够，从而会用一种比较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令他者接受，这样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比如在两个非常不同的价值领域进行对话时，这个问题就会出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你认为不好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是一个消极语言，但在这个消极语言背后还有一种积极的元素，这就是了解他人、尊重他人、承认他人、互相学习、互相参照的精神，由此出发，文化沟通、文明对话就成为真实可能的。应当说，这种价值虽然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儒家话语提出，但它绝不是儒家独享的价值，也不是中国人独享的价值，而是达到真正互惠沟通的道理，是所有当前人类碰到现在的世界困境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基督教的金科玉律与儒家恕道文化中有相通之处，这中间引申出的就是仁道，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发展。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达成共识：我们应当开发各种文明资源，发展世界文明对话，促使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对话的环境。

第二个实践是2018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

我提议的“学做人” 被西方哲学界接受为官方的大会主题，“Learning to Be Human”被翻成多国语言，中文表达是“学以成人”。会议委员会经过考虑认为，在“学以成人”的主题之下，自我、社群、自然（地）和精神性（天）四个向度缺一不可。由此看，我们应该把握四种关系。

第一种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关系，就是身、心、灵、神的统一。个人的身体、心灵、灵魂和自己最高的理想进行融合，这种融合形成的作用力来自于内部的反思。除反思外还需有一个内在的意识，即良知。

第二种是将心比心的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他人可以是个人或社会，正是我们自我了解的另一种情况。个人与社会如何进行健康互动？这才是最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修身是基本，齐家和治国是同步关系。比如当下，我们应当通过互联网发挥正能量，这源于每一个人的力量，但同时也对社会有贡献。

第三种是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然需要一种持久的和谐，这样不仅对人有价值，对天地也有价值。

第四种是人性与天道能够相辅相成。钱穆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天人合一”，我延伸为“精神人文主义”。钱穆先生在96岁高龄时口授完成其最后一篇论文，阐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性与天道合一，即天人合一。这样就意味着人不仅对这个世界的持续发展负有责任，还应对存活环境的大自然负有责任。

我认为，这四个向度的理解要兼顾各种视角。第一是全球视角，我们不能自傲地认为这只是中国的传统与价值，而应将其推广至世界。第二是从己出发。孔子提出“学做人”就是“为己之学”，旨在发挥自己的潜能并推己及人。如孔子对颜回所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依靠自己而非他人达到仁。“己”就是我说的主体性，这在儒家传统里非常关键，不可忽略。心体现仁，不仅可知他人，也可以知天。这个观念建立在个人的主体性之上， 这势必要破除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破除家庭的局限，否则个人就没有渗透力，参悟到社会、国家、天下甚至是宇宙。“中国就是天下，中原就是天下”的观念与孔子、孟子的思想大相径庭。天下不仅是普天之下，它还应该包括宇宙论，同时也包含本体论所提出的相关问题。所以，我在1980年代提出过“存有的连续性”话题。

六、余论

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的四个向度（Four Dimensions），是我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许多其他宗教对话后，逐渐摸索到的人文价值，而这一人文价值是否具有持续性仍需要经受考验。

例如，一个基督徒能否认同这一说法，并且不放弃自己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信仰？一个佛教徒、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在面对人类当下困难时，都能不脱离这四个向度？我认为是。因此，现在出现许多非常有趣的现象，有“波士顿的儒家”，有伊斯兰教徒自称“回儒”或“儒回”。也就是说，各个不同的宗教领域都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又如，基督徒原本不太注重生态环保，因为这是属于上帝治理之事，但具有精神人文主义的人就应该重视；以前的佛教徒追求四大皆空和究竟涅槃，但现在要在完成个人自己的修行的同时，自觉地将人间作为一个道场，这或许就是“人间佛教”的由来。

以上是目前我对精神人文主义的一个框架性的认识，供各位参考。

作者简介

杜维明（1940—)，男，祖籍广东南海，生于云南昆明，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院士兼副主席，台湾“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儒学等。